观东湑画近二年变化很大，最大变化乃语言之渐次凝练，繁简有致，进退有节，线面相合，情景相融，曲直相宜，枯润相生，一画一势，画能至此诚已不易，不画者不知其难也。

　　寻其究竟，写生是其因缘之一。这几年，东湑曾先后跋涉于晋、陕、浙、皖、赣、鲁、冀、宁等地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与不同之山川风物对话，得不同山川风物之灵，心手相映，移之于画，故有不同之山川风物之气韵，与蜗居陋室，食古不化，臆断造化者大异其趣也。今日之山水画，写生依然是续亡继绝之一途。中国之山水画数千年之勃勃生机惟赖于此，此传统之根本，笔墨则由此衍生，至于目写，手写，心写则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可随性而为。时势递变，人景殊异，写生愈加不可不为也。

　　其因缘之二因其读书不倦。古人云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 “书”与“路”共生共勉。不读“书”，不知“路”，不识“路”，或视危途为坦途，“行”而不进，不能渐行渐远;因读书而能知大道在即，坦荡无碍，行而不止。

　　因缘之三是其勤勉。艺术若有所得，皆实践之结果，一点一划皆须日积月累，可染先生自称“苦学派”，又言“实者慧”，至理名言，东湑之变亦得益于此。

　　因缘有三，如能持久，东湑未来之变化或能令己令人惊喜，众所瞩望也。

　　杜大恺

　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　　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执行院长